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和精神传统。自强日新的思想观念、革故鼎新的历史实践、综合创新的交融演进，分别从价值导向、实践动力与开放机制等维度，为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新”来自先哲对宇宙世界的深刻体认。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云“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易传》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都是将宇宙的自然运动刻画为变化日新的创造过程。其中，《易传》揭示宇宙变化以“生生”为内容，以通变致久为追求，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即事物从无到有的创造产生，“生生”即生而又生、永不止息。同时，《易传》认为宇宙生生不息在于阴阳、刚柔等对立面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变化。有变化而后有创新，有创新而后成就新事物，新事物又影响天地万物，宇宙运行呈现出一种创新复成就、成就复创新的蔚然景象。周敦颐揭示“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张载言“日新者，久而无穷”，王夫之提出变化日新说，所体现出的生生日新的宇宙观，不仅把宇宙变化视为客观的运动，还将变化看作生机展现的过程，从而赋予其深层的价值内涵。将这一观念应用于君子人格，便是“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一切开辟创始都是对困难的克服，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都应坚毅勇敢、奋发图强，使品德和事业日新永进，从而符合宇宙生生日新的规律，“与天地合其德”。有“自强日新”理念作价值底色，中华民族遂能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把变化纳入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
“自强日新”既为价值根基，“革故鼎新”则为发展要求，“趋时适变”则为实践原则。变化是宇宙普遍的规律，自然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亦莫能外。与被动顺应不同，人类不仅要适应变化这一客观要求，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识变、应变、求变中把外在必然转化为内在自觉，主动把握变化，在通变中实现创新发展。《易传》提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说的是当旧制度不再适应时代发展，就要主动改变旧秩序、开创新格局。在革故鼎新的具体实践中，中华民族强调把握变化的关键在于“趋时适变”。“趋时”即主动随顺时宜、与时偕行。时势是世界变化的总体趋势，顺应时势变化才能符合历史潮流；时机是事物变化的关键节点，精准掌控时机才能无往不利。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把握时势时机，才能应时而变、顺势而为。“适变”即以历史理性分析治乱兴衰之变，主动调整适应时代之变。“趋时适变”，就应把握变化全过程以“原始察终”，在兴盛时发现衰败苗头以“见盛观衰”，敢于直面危机革弊创新以“承敝通变”。在此影响下，中华民族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因时成务，准情酌势，改易更化，因应种种现实挑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尤重“因革”二字，“因”为继承、“革”为革新，二者辩证统一，在连续和稳定中革弊创新，形成因革损益的政治传统。这种极具韧性的制度演化路径，使中华文明既防止了全盘更张的冒进，又避免了胶柱鼓瑟的守旧，始终在现实需要与历史根基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中华文明在贯通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积淀的革故鼎新的历史智慧与政治实践，是塑造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现实根基与内在机理。
除了思想、实践层面对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深刻塑造，中华先贤还认识到综合创新的重要性。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把不同事物加以协调平衡才能丰富发展，把相同事物简单相加则难以为继。实际上，中华文明从孕育的那天起就面临着多地域、多中心的交融碰撞。它从“满天星斗”的多元起源，逐步发展为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多元一体，并在与夷、蛮、戎、狄等的交融中渐成大一统格局，此后历代更在与各族群、各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持续创新发展。这样的演进历程，使中华文明不仅具有创新创造的锐气，而且具有包容摄受的胸怀，能在兼收并蓄中创新发展、阔步前进。中古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在与外来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不断发展。佛教东传不但未被拒斥，而且经由消化吸收与创造转化，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新宗派；明代以后“伊儒会通”，对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从西学东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自我更新。张岱年认为，文化之综合与创新乃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路径。诚然，综合不是简单堆砌，创新不是盲目求新，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扬弃；兼收并蓄绝非来者不拒，而是“资外以宏内”的择善而从。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取精用弘，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由此形成独具品格的文明形态。
更多内容，详见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卓文章《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