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突出的创新性”。这种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对于坚持“两个结合”，在新征程上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取得了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左上图为西汉时期的马圈湾纸，右上图为司南模型，左下图为火药成分硝、硫、炭标本，右下图为泥活字版。 视觉中国供图
考察中华文明创新实迹，可由物质生产、精神文化、政治制度三端入手。物质生产创造夯实文明演进的现实根基，为精神生产与制度建构提供客观条件；精神文化创新则以其思想引领与价值感召，为技术发明与政治实践注入内在动力；政治制度革新又凭借制度架构的确立与调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秩序保障。三者既沿着各自轨道更新延展，同时又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使中华文明呈现出“故者化为新、新者通于故”的万千气象。
中国古代物质生产的创新，首先体现为对生产生活难题的持续破解。古代社会长期面临粮食供给不足和水旱灾害频发等多重压力，中华先民就此开展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农业创新创造实践。距今1万年前后，先民开始于黄河、长江之畔驯化粟黍、水稻。为保障农业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先民创造性开发利用水利资源。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水利系统，具备防洪、蓄水、运输、灌溉等综合功能，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工程之一。此后修筑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无不反映着先民参赞天地之化育、顺应水性引导自然的智慧，是人类水利史上的创举。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将长期观察、经验归纳与技术改进相结合的创新传统，同样贯穿于其他方面的科技创新之中。四大发明广为人知，其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此外，手工百艺，如制陶、缫丝、治玉、铸铜等，处处彰显先民创新之精微。这些发明创造，是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历史见证。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创新，集中体现为思想义理的迭代拓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乃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最辉煌的思想绽放之一。孔子以“仁”更新礼乐文明，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崇高价值理想，深刻塑造中华文明的入世态度和理性精神；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至今仍启发着现代科学与哲学；墨子倡导兼爱非攻，讲求逻辑与力学，发东方科学精神之先声；韩非子以法、术、势立论，强化制度理性之传统。汉代更化思想，转入经学时代；魏晋时期，玄学与佛学相互援引，理论思维空前发展；宋明理学兴起，继承孔孟精义，吸收释道菁华，建立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新的儒学体系。历代学者在与经典对话、对时代回应中温故知新，使学术代有新声而不失其本。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创新，既为先民改造主观世界提供了恒定且与时俱新的思想坐标，也为改造客观世界确立了因时而进、守正开新的价值依循，展现出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智慧光芒。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创新，突出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层累演进。《周易》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强调应以典章制度为节制，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因应时势变迁，探索形成内外服制、分封制、世卿制、军功爵制等一系列制度创制与治理手段。秦汉之后，中华民族逐步构建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广袤疆域之内官有定制、财有经制、事有程式，形成有典有则、政令通达的运行格局，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经历不同社会形态和多次改朝换代，但在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上大都能够做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正如孔子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历代王朝在鼎革之际往往以承接正统自任，在因循损益的自觉中延续旧章、补弊起废，为维护大一统国家赓续绵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几千年来，创新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浸润于中华文明各个方面。中华文明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中，始终秉持“变则通，通则久”的智慧，于守正中开新、于通变中致远。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创新品格，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也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彰显出突出的创新性。
更多内容，详见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卓文章《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