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能源体系是以非化石能源为供给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用能导向的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其“新”，体现在主体能源从化石到非化石能源的历史性更替。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38.5%，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这场变革深刻之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单点替代，也不是简单的“煤油改电”，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能源体系“单向、被动、僵化”的格局。
基础设施方面，从“源随荷动”转向“源网荷储协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关键就是实现“源随荷动”到“源网荷储协同”的转变。传统电力系统如同一条单向河流，发多少、送多少、用多少，依序而行。风光大规模并网后，发电侧从可控的确定量变为随机的波动量，推动电源、电网、负荷、储能从各管一段走向柔性互动、智能调度。与传统电力系统相比，新型电力系统特点非常明显。一是主干网更牢固。2025年全国累计建成投运“24直、21交”特高压输电通道，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超100万公里，“西电东送”、“北电南供”通道越织越密。二是配电网更智能，配电网智能化改造让每块屋顶光伏、每座充电桩都成为可感知、可调度的节点，虚拟电厂把分散的空调、充电桩、储能聚合为“看不见的电厂”。三是储能调节更灵活，抽水蓄能装机连续10年世界第一，储能正从系统的“充电宝”升级为电网的“稳定器”和“调节阀”。
哈密至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简称“疆电入渝”工程）投运以来，重庆端累计接收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单日最大送电量达1.45亿千瓦时，是横贯西北至西南的能源大动脉。图为2026年7月30日拍摄的晨光中的“疆电入渝”工程±800千伏渝北换流站。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安全保障方面，从“化石主导”转向“多元互补”。保障能源安全不能只盯自给率等静态指标，更要看极端冲击下体系扛不扛得住、恢复得快不快。这就决定了，新型能源体系是在传统能源体系基础上逐步建立的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的能源结构。2025年底全国发电总装机约38.9亿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六成，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煤炭产量稳定在48.5亿吨，煤电作为“压舱石”提供可调度的确定性支撑，与“看天吃饭”的新能源形成有效互补。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国保持在40个左右，中俄、中哈、中缅三条陆上管道与海上通道构成陆海并进、多元互补的输入格局。
消费体系方面，从“被动压负荷”转向“需求侧资源化”。过去需求侧管理重在压负荷、错峰用电，如今则把需求侧作为可优化配置的战略资源来“经营”。在深圳车网互动示范站，我们了解到全市5天累计超2500车次电动汽车参与反向放电、放电总量超7万度，车主从交电费变成赚电费。现场技术人员表示，“每辆电动车就是一个移动充电宝，聚合起来就是一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电动汽车等用户侧资源正推动能源消费者向“产消者”转变。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算力设施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0%。通过算电协同让算力跟着电价走，这类灵活负荷就能从“电老虎”变为削峰填谷的可调节资源。
科技创新方面，从“跟跑”转向“并跑”、“领跑”。在山东东营，全国产化设计制造的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巍然矗立，轮毂中心高度相当于50多层居民楼，叶轮直径超310米，扫风面积超10.5个标准足球场。能源发展的驱动力正从“地下有什么”转向“手里会什么”，从资源禀赋转向技术能力。300兆瓦级F级重型燃气轮机总装下线，打破了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新疆库车建成国内首个规模化光伏直接制绿氢项目，年产绿氢可达2万吨；白鹤滩等水电站连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全球首个千亿级发电行业大模型“擎源”发布，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进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让能源支撑算力、算力反哺电网的双向循环加速跑起来。
治理体系方面，从“计划管控”转向“市场驱动”。一位地方能源局同志坦言，“以前管能源主要是管电厂、管指标，现在面对千家万户的光伏、海量充电桩，靠发文件根本管不过来”。传统能源定点开采、统一调配，管理相对简单，而新能源点多面广，家家屋顶可以发电、处处风机可以并网，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高效流动，这就对治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及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行业标准相继出台，法治根基不断夯实。电力市场化改革提速，2025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4%，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基本实现全覆盖，价格信号开始真正牵引资源流向。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加速协同，绿电、绿证、碳核算传导链条逐步打通，清洁能源的竞争优势从政策补贴驱动转向市场收益驱动。
国际合作方面，从“规则接受”转向“规则参与”。近年来，我国能源国际合作在产能合作与规则建设两个层面同步推进。一方面，2020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已实施数百个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布卡光伏、沙特MAS和AHK2大型光伏等标志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中国输出的不仅是设备和技术，更是系统解决方案和建设运营标准。另一方面，我国已发布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重要产品标准，在新能源并网、特高压等领域累计立项一批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从产品输出到标准输出、从项目合作到规则共建，我国正从规则接受者走向规则参与者，并在部分领域成为规则贡献者。
详见：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文章《新型能源体系调查：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的深刻变革》
（策划：郭斐然 陈有勇 舒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