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跨大西洋同盟并非简单的因利而合，而是由安全结构、制度维系和观念认同三重因素共同支撑的长期同盟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历经冷战对抗、苏联解体与秩序重构、反恐战争冲击以及大国博弈等多轮考验。深入分析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当前裂痕的深层根源、未来前景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对于准确把握百年变局和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美欧在领土主权、经贸规则、安全责任、价值理念等领域的矛盾集中爆发，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左上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月17日，丹麦民众在哥本哈根的美国驻丹麦大使馆外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企图控制格陵兰岛的行径；右上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4月5日，德国埃森物流中心大批新车集中停放待运。此前美国宣布对贸易伙伴实施一系列“对等关税”，其中包括对来自欧盟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0%的关税，严重冲击欧洲汽车产业；左下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7月8日，北约领导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工作会议，美欧在防务开支分担等议题上矛盾重重；右下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月31日，意大利米兰民众举行示威，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出席第二十五届冬奥会。 新华社、视觉中国供图
为应对冷战的需要，1949年，美国、英国、法国等12国签署《北大西洋公约》，以所谓的“集体防御”为核心原则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其条款规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整个同盟的攻击。北约的建立标志着美欧在安全上高度嵌合。这一时期，同盟关系的核心逻辑是“安全共同体”，其本质在于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美国长期在欧洲保持大规模驻军，扮演北约领导者的角色，多数欧洲国家则高度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及其先进军事和情报能力。尽管美欧在战略自主、核政策、军事部署等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这些矛盾始终被掩盖于更优先的安全需求之下。这一时期的事实表明，只要外部威胁足够强烈，美欧同盟内部矛盾便处于次要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欧面临的外部威胁大幅下降，若遵循传统同盟理论假设，跨大西洋同盟本应走向松散甚至解体。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北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实现扩展与功能转型。冷战结束时，北约成员国仅16个，而截至2026年7月，成员国已扩至32个，规模翻了一倍。北约职能也从传统集体防御逐渐扩展至地区干预、反恐合作、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关键在于同盟的制度化运作，即以北约为核心的跨大西洋制度体系，通过规则、程序、组织结构，将美欧安全合作机制化，使同盟从“威胁驱动”转向“机制驱动”。稳定的机制不仅提供了决策商讨平台，还通过官僚协作、军政配合、军事协同与长期合作，形成路径依赖，提高“分家”成本。即便近年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意愿下降、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但北约的制度延续性仍将双方框定于同盟架构内。随着俄乌冲突延宕，美欧在防务成本分摊问题上出现分歧，但欧洲各国仍迫于安全需要大幅提升防务开支，并增设更多防务合作机制。这进一步说明，机制本身已成为维系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
跨大西洋同盟不仅是安全合作，更是一种建立在所谓“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上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认同。与安全结构和制度机制不同，观念认同并非只在某一历史阶段发挥作用，而是贯穿跨大西洋同盟发展全过程的文化纽带和精神基础。冷战时期，美欧逐步凝聚起政治与意识形态价值认同，包括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模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美欧普遍认为自身制度模式具有吸引力，其战略重心也从维护既有安全秩序逐步转向塑造和扩展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北约东扩、欧盟东扩，还是以“民主推广”为名义开展的对外行动，其背后都带有鲜明的价值理念输出色彩。即便在伊拉克战争等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后，美欧围绕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认知仍保持较高一致性，在全球治理、国际组织改革、国际规则制定等问题上有着共同话语和价值基础，使跨大西洋同盟从传统军事联盟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政治属性和阵营色彩的战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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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盛玮 周璐铭 审核：李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