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集中反映了中国哲学注重实际的基本立场，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求真务实的思想旨趣。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肯定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深刻领悟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于引导人们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思想方法，进而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实事求是”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中提到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则由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发扬光大，是对中国思想史上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左图为宋刻本《汉书》，右图为清光绪铅印本《阳明先生集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对中国哲学精神的高度提炼。“实事求是”最早见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景十三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用来赞誉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严谨治学态度。“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整合前代知行观，主张知与行本为一体，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植根中华文明沃土，共同体现中华民族崇实务实的哲学传统。
回溯中华文明史，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崇实务实的思想倾向。殷商覆灭的教训，使周人深刻认识到“惟命不于常”，殷商人对至上神——“上帝”的信仰并不能阻止商周易代，统治者的德行才是天命发生迁移的最终依据，由此周人逐渐将关注重心转向现实世界。《尚书·泰誓》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天意与民意的关联性。周人虽然在形式上继续保留了天的意志，但在内容上却视天意的主要表现为现实社会中的民意。在这种认识下，天退隐于人后，人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西周远神近人的思想取向，成为此后中国注重实际、求真务实哲学传统的重要源头。
春秋末期至战国，诸侯崛起、百家争鸣，崇实务实传统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得到体现。儒家立足现实社会，追求推己及人、兼济天下。《论语》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认为人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表现出重人事、远鬼神、贵现世的鲜明立场。《中庸》提出“道不远人”，强调道不应离开人的日用常行。《易传》提出“人道”概念，认为“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要立足人的现实，以德行树立人道。墨家强调“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提出“节用”、“节葬”、“非乐”，注重民生实利、务实节俭。法家更是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商君书》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韩非子》指出“明主举实事，去无用”，“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主张以变法强国为目标，弃空谈、尚实功、重法治，奖掖农耕军功。受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重视社会现实的思潮影响，各诸侯国普遍强调以人事为本，追求富国强兵。
秦汉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并巩固发展，崇实务实传统与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结合。汉初强调因时制宜、务实施政，尤其重视总结吸取秦亡教训，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减轻苛法等政策。随着国力复苏，进而提倡仁政。地方官吏以劝农、救灾、平盗贼、理赋税为重，民生安定、社会有序成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反映出汉代重农务实的政风。隋唐时期，开明统治者尤其重视民情。《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侍臣所言：“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表现出对民情的体察和对自我欲望的克制。正是由于君臣重视民生疾苦，唐朝才能先后开创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铸就盛世辉煌。
宋明时期，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和佛老“虚无寂灭之教”的思想冲击，思想家们更加强调崇实务实。其中，程朱陆王的理学思想和陈亮、叶适的事功思想是主要代表。面对佛道两家以“空”、“无”为宗的思想立场，程朱理学将“理”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依据，指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根实处”、“安顿处”，提出“万理皆实”的实理论。在心性论上，理学家们反对佛教“自性本空”的观点，肯定“吾儒以性为实”、“性是实理”的实性论以及“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实心论。在道德修养上，理学家们主张“在人情、物理、事势上”切实用功，要求人们“在事上磨”，“必践其实而不为空言”，提倡格物致知、经世济民。陈亮、叶适代表的事功学派明确反对“谈性命而辟功利”，主张以变通求事功，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追求义理和功利的统一。
明清之际，有识之士倡导经世致用，强调学问应服务于现实社会治理，再次掀起崇实务实的社会思潮。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批判理学末流只管讲学、不顾现实的虚浮学风导致明朝覆灭，主张博通经史以救国救民，大倡通经致用之实学。顾炎武批评，“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这种背景下，乾嘉考据学派上承汉代学风，强调回归经典，反对空疏、重视实证，由训诂而通义理，推动清代学风为之一变。晚清以降，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课题。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针对当时国人不能认识到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必要性的现实，提出“知难行易”，认为确立革命的意识和坚定革命的意志尤为重要，从而将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与近代寻求独立富强的革命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更多内容，详见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干春松文章《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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