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国家战略加速向军事化方向转型，其动作之频、性质之重、走向之危险，远超战后任何一个时期，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从危险苗头变成现实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显现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政治、社会、国际等多重因素长期交织、共振的结果，不断蓄积的危险势能正在当下集中释放。
历史清算不彻底，是军国主义遗毒延续至今并以“新型军国主义”形态复归的深层祸根。冷战爆发中断了本应彻底推进的对日战争罪责清算进程。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在盟军总部收押的百余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中，最终被起诉的仅28人，只有7人被处绞刑，被判无期徒刑者至1958年均陆续获释，而战争最高责任者却未被追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对日政策从压制急转为扶植，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转为利用其军事潜力，大批战犯得以重返政坛、军界和商界。历史清算未竟，使军国主义的思想流毒、制度残余与势力网络得以保存并潜伏于日本政治社会之中。一旦国内外条件出现有利其复归的变化，这一长期被压制的力量便被迅速激活、加速集结。
保守政治的代际传承，是“新型军国主义”得以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的关键因素。从岸信介到中曾根康弘，从安倍晋三到高市早苗，日本战后保守政治始终贯穿着“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执念，其家族谱系与政治师承大多可上溯至战前统治集团。其中，安倍晋三作为战后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政客之一，其右倾化政治遗产经由师徒传承延续至今。高市的极右思想正是在长期追随安倍的过程中形成并固化。作为保守派议员，她常年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认识、修宪进程、涉台立场、安保政策等议题上与安倍一脉相承，且较以往保守政客更为激进。2025年10月，长期以“安倍继承者”自居的高市上台，标志着这一传承链条进入更加极端的新阶段。2026年2月，自民党在众议院单独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出现单一政党独掌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的局面，右翼势力对日本政治的掌控达到空前程度。代际传承所累积的政治势能由此充分释放，日本政治结构的右倾化、极端化显著加深。
经济长期低迷与社会深层困境的累积，是“新型军国主义”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产业空心化、少子老龄化加剧，政府债务高企，社会信心严重受挫。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日本右翼势力没有选择深化区域合作、共谋和平发展，反而执意将内部矛盾外部化，以军事扩张谋求存在感。他们因循“国强必霸”逻辑，视中国的发展为“威胁”，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为扩军备战造势。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进一步将发展军工、出口武器作为新的增长点，防卫产业快速扩张，反过来推动军事预算与扩张政策持续加码，这与战前军国主义“以战养战”的产业军事化路径如出一辙。经济社会困境本身并不必然通向军国主义，真正使其滋长的，是日本右翼政客以军国主义思维处理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这也是“新型军国主义”得以生长的深层土壤。
美国长期对日扶植纵容，是“新型军国主义”加速抬头的外部条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为维系亚太战略布局，长期推动日本承担更多军事角色，逐步默许其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反击能力，推动驻日美军同自卫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并支持日本“安保三文件”修订，使日本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处心积虑地利用美国的战略需要，主动搭便车，把外部安全合作的“每一处缝隙”都转化为自身军事突破的契机，从在西南方向密集部署远程进攻性武器，到探讨修改“无核三原则”乃至谋求“核共享”，一路把美日同盟从战后初期的防御性安排拉向自身军事扩张的轨道，“新型军国主义”议程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一步步坐实。
（编辑：盛玮 周璐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