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立法是创制法律规范的活动，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既是法治建设的源头环节，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依托。立法的性质和定位蕴含“科学”的要求，一部法能不能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关键要看能不能准确反映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和内在规律，是不是符合法律自身发展规律。
立法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是不断发展的过程，通过法的立、改、废、释、纂，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备发达，尤其是私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般规律，被恩格斯誉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成为古罗马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在我国历史上，法家、儒家等都对立什么样的法有过深刻论述，认为法应当具有权威性、适应性、稳定性，公开发布、明白易知、平等适用；应当合乎礼治、德主刑辅，以民为本、不偏不倚，宽猛相济、繁简适宜，成为以良法促善治等立法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在历代立法实践中，《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成文法典，蕴含精湛成熟、历久弥新的立法思想、理念和技术，积累了系统的立法范式与制度范本。这些立法理念和实践对中华法系产生深远影响，积淀了深邃的治理智慧，形成了深厚的制度文明，为中华文明延续和兴盛注入法制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立足我国国情，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法制。马克思对立法科学性有深刻论述：“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提出著名的“搞宪法就是搞科学”论断，要求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对每一个条文细致推敲、认真打磨，为科学立法作出重要示范。正因如此，我国宪法跳出了一切旧宪法的窠臼，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宪法和国家机构组织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选举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巩固了新生政权，实现和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法制根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生动展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体现了科学立法精神，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过长期努力，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有法可依。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任务已经结束，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仍是一项长期、繁重、艰巨的任务。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完善。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图为会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张领/摄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和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关于“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目标定位，对“良法”、“科学立法”等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深刻阐述为什么要坚持党对立法的领导、如何加强党对立法的领导，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提出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对法典编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要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引领新时代立法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积累宝贵经验。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立法数量大幅增加、质量显著提高，立法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立法体制机制更加顺畅高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现行有效法律311件，包括宪法1件、宪法相关法56件、民法商法24件、行政法75件、经济法71件、社会法31件、生态环境法36件、刑法7件、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10件，行政法规600余件，监察法规2件，地方性法规15700余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更多内容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胡健《科学立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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