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正在推动全球治理的范式转换。西方中心的全球治理范式陷入治理困境，引发治理赤字，更是加快了这一转换进程。当今世界正在遭遇“乱”与“变”，人类社会正处于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成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型国际关系、多边主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理论与实践引领的全球治理范式转换。
一、全球治理旧范式的衰落
全球治理因全球化而兴起，在高歌猛进后开始出现冷静反思。全球化的到来不仅挑战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式，也为人们打开了全新世界。从野心勃勃的探险者，到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纷纷跳出民族国家划定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成为全球治理的先锋队。然而，民族国家的强有力存在既为全球化设置界限，又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直接牵动全球治理范式的演进。全球治理从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到自由主义范式、新自由主义范式，实现了强有力的扩张，但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乏力，逆全球化兴起，多中心范式、新多边主义范式带来的权力政治回归，也让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全球化带来的诸种问题。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开启了威斯特伐利亚范式，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和行为体，一直影响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国家间治理。自由主义范式打破了这一范式，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推动全球治理，在一战和二战之间成为主导范式。新自由主义范式则是在自由主义范式基础上，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市场的整合力量，进一步削弱主权国家的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强调主权让渡，为全球化带来了黄金时代。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种乐观被冲淡，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碎片化、复杂化和多中心化，尤其是公私伙伴关系等范式，更是给全球治理带来多中心的景观，也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当代世界的全球治理是在新多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完成权力政治回归的。2010年以来，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西方中心的全球治理范式带来了价值、主体、结构等多个方面的治理困境，实质上是以“治理之名”行“统治之实”，导致全球治理赤字频发。治理赤字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的宰制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出现“全球治理资本化”和“资本全球治理化”的双向进程，资本借助全球化俘获全球治理，也使得全球治理沦为资本扩张的工具。这给全球治理带来多重压力，不仅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也在西方国家内部招致底层民众的激烈反对。
全球性大国纷纷创建或推动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的新机制，全球治理进入多种范式并存、相互竞争的复杂阶段，直接挑战了当代世界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面临着制度改革、价值冲突的困境，同时在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进程中出现治理赤字。“脱群现象”直接挑战治理主体的结构，“本国优先”的思想更是使得全球性策略重回丛林状态。这一切不仅是全球治理赤字的现象，也是全球治理困境产生的原因。约翰·格莱恩（John Glenn）明确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这三个机构在输入、输出和程序等三个领域都存在“民主赤字”，其结果是压制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形成了不均衡的权力结构。实际上，全球治理赤字不仅表现在民主赤字上，还表现在制度赤字、领导力赤字、代表性赤字、执行力赤字、协调性赤字、碎片化赤字等多个方面。
二、全球治理新范式的兴起
在全球化遭遇逆转，西方社会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兴起，民主衰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范式的衰落是必然的。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成为一个转折，重新点燃了全球治理的希望。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绝非偶然，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配下的必然。这一倡议的提出，意味着全球治理范式正在发生转变，必将引领人类进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新范式。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治理新范式的思想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占据全球治理的制高点，为全球治理的范式转换提供了价值目标与原则支撑，为缓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智慧，是推动世界由乱而治的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统领下，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观、和平发展道路四位一体的和平发展理论体系。与旧全球治理范式以西方为中心、被资本逻辑俘获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蕴含着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价值，这不仅包括个人的价值，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以及国家的价值，还涵盖了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等诸多困扰全球治理的问题。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是全球治理新范式的价值基础。全球治理赤字的原因之一就是价值分歧，美西方国家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制度僵化、冲突激化，更是让西方千疮百孔的“普世价值”遭遇困境，无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价值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在批判“普世价值”和话语霸权的基础上提出的新价值观，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不仅填补了全球治理赤字背景下的价值观空缺，更成为全球治理新范式的价值基础。其中，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伦理，公平与正义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伦理共识，民主与自由则展现了政治伦理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了全球正义伦理的基本原则，基于人类共同利益，体现了应对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必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全球治理凝聚认同基础，引领全球治理的制度变革、实践变革。
第三，以新型国际关系引领制度变革是全球治理新范式的制度基础。我们看到，全球治理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赤字，尤其是民主赤字。《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提出，“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多体现和反映大多数国家利益和诉求，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以合作共赢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在金融、气候、卫生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从中国自身来看，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路径，以高质量的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范式转换的重要战略。
第四，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新范式的基本路径。长期以来，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垄断了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尤其是美国背弃多边制度体系，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正是这些行为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事务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体系由大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由大家一起分享”。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指出，“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这是新范式的宣言书，也是对旧范式做法的一种批判，不仅会带来基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制度变革，也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路径。
第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治理新范式的实践平台。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展开共建，努力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在治理机制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建设，创新了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实施路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提出，发达国家要提供更多资源和公共产品，发展中国家也要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体现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内涵。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的合作机制为载体，弱化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以项目共建为路径，培育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以共享的互利共赢为目标，缓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弥补了全球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此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起，构成了四大全球倡议，必将推动全球治理的范式转换。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内容的新型全球治理范式，正在系统性超越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范式，成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这一范式以和平发展为目标，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内核推动文化变革，以新型国际关系引领全球制度变革，以多边主义为全球治理提供基本路径，以共建“一带一路”等实践载体推动行为变革，必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流范式。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等治理赤字，其形成过程并非一朝一夕，想要破解也不能一蹴而就。在新治理范式的确立过程中，会面临旧范式的阻挠，国际战略博弈、规则霸权、负面认知、结构性挑战、行动性挑战等多重挑战更会如影随形，成为范式转换的阻力。因此，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准备，有理、有利、有节地推动全球治理范式转换。
